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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故事都有哪些
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自觉维护群众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和传统，也是一项重要纪律。那你知道党史故事的内容有哪些吗?下面是给大家分享的党史故事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
党史故事的内容：自觉维护群众利益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自觉维护群众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和传统，也是一项重要纪律。
早在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在上山之前，正值当地红薯收获季节。由于有的战士纪律性不强，肚子饿了就顺手偷吃老乡的红薯。毛泽东认为偷吃一个红薯事小，可损害群众利益事大。于是，他立即召集队伍，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其中第二条就是“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1928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时，又将“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项纪律，修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这是我们党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早期规定和生动体现。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只有真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才能打破敌人围追堵截，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他因此号召
大家：“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
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这是第一次将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思想正式写入党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铭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自觉维护群众利益作为一项严明的纪律，坚持不懈地反对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提倡党员干部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真正做到自觉维护群众利益。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本质上说也是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体现。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后来，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判断社会主义各项工作正确与否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党的以来，重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章规定：“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这是党章关于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最新表述。2015年10月，中央印发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并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员进行严肃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党严明自觉维护群众利益这项纪律的生动鲜明体现。
党史故事的内容：邓小平的“算账决策法”于“算账”，是邓小平决策的一个重要特色。在邓小平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中，他通过“算账”作出重大决策的例子中，最典型的当数中国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决策。
1978年前后，邓小平频繁出访。他总是要求参观所访国最先进的工业和高科技项目，通过实地考察、反复询问，计算中国与世界的实际差距。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即到20世纪末达到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邓小平估计，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达到1000美元左右。为此，他先后到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考察，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一一算账。经过考察和计算，邓小平感到人均1000美元可能难以达到，于是又作了调整，提出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争取达到1000美元，最低达到800美元。目标确定后，邓小平又开始计算能否按时实现。1983年，邓小平到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考察，他反复询问的问题是：到200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有没有信心?人均800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
在不断完善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邓小平又开始进一步思考中国21世纪的发展目标。1987年，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又算了这样一笔账：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800美元至1000美元，看来1000美元是有希望的，我们恐怕还是在50名以下吧，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水平，中国那时有15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6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基本建成小康社会。201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2位。
邓小平的“算账”，是一种稳妥、慎重、科学的决策方法。正是通过不断地、精心地计算，他才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重大决策，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
党史故事的内容：刘伯承矢志不渝寻党记1911年，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刘伯承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当时，亲朋好友多不赞成此举，他却慨然作答：“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他剪掉辫子，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信念，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1912年2月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学习各门近代军事课程，同时熟读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吴子》等经典名著的许多章节出口能诵。在将校学堂10个月，他不但学业出众，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恶习不沾闻名全校，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1912年底毕业后被分派到川军第五师熊克武部，先后任司务长、排长、连长。1913年参加四川讨袁之役，失败后于1914年在上海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底，刘伯承奉命返回四川，拉起400余人的队伍，组成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1917年
参加护法战争，任川军第五师第九旅参谋长、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团长。
1923年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指挥官，取得驰援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8月在作战中右腿负重伤。在成都治疗期间，结识川籍共产主义者杨闇公、吴玉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10月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国民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现状，途中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刘伯承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奉命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由于他熟知川军情况且深孚众望，被赋予“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重任。1926年12月，由于敌情变化和情况紧急，刘伯承率12000人分别于1日和3日提前发动了泸州起义和顺庆起义。9日，他到达顺庆，10日他率起义军在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指挥。起义震动了四川反动军阀并很快向顺庆扑来，由于敌众我寡，为保存革命力量，刘伯承率部于16日撤离顺庆;1927年1月下旬他到达泸州发动民众，整顿部队。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刘湘派兵围困泸州。3月31日，刘湘在重庆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制造“三;三一”惨案。4月21日，刘伯承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名义，率先呈请讨伐与蒋介石进行勾结的四川军阀刘湘。5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登载讨伐檄文，并加了前言。5月12日，刘湘再次“讨伐”泸州革命军的《通
电》声言：“湘于数月前奉蒋总司令电令讨伐”，对起义军极尽污蔑，宣称“刘逆伯承，据险阻兵，私立名义，近复遥应武汉叛徒，共谋篡政。”“现已同二十二、二十四两军出师讨伐，并知会邻近驻队，一体兜剿。”围城敌军比起义军兵力大10倍。在敌人的军事进攻面前，“刘伯承气壮山河，只知革命不知其它”。刘湘开出5万元的赏格要捉拿刘伯承。起义军中一些投机分子也蠢蠢欲动。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5月16日，刘伯承带领两名部下一路拼杀冲出了包围圈。
何去何从?刘伯承毅然决然作出了明确的抉择：找党去!
于是，刘伯承与他的参谋长韩百诚、参谋周国淦化装成商人的模样，离开了泸州城。一行三人经大足、达县穿越秦岭，途中遇到土匪抢劫，猛虎挡道，但都被他们机敏勇敢地战胜而化险为夷。一路上虽然历经了千难万险，但刘伯承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讨饭，也要找到党!
起初，他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富顺城下。看到城墙上贴着一张五尺见方的大纸“通缉令”，上面醒目地印着自己的画像，言明悬赏5万元大洋换取自己的人头。他风趣地对两位部下说：“富顺城不能进了，把5万块大洋留着以后花吧!”他们三人钻入密林朝荣县方向走去。
快到荣县时忽然前面来了一乘小轿和一列马队。轿子里是敌军师长兰文彬。刘伯承等警觉地停步迅速隐蔽起来。一个士兵上前禀报道：“报告师长，荣县到了，还没有找到刘伯承。”敌师长没好气地命令道：“刘伯承惯于声东击西，快!给我搜!”躲在丛林中的刘伯承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待敌军马队过后，他们趁机向山里走去。
后来，刘伯承等一路奔波来到了川东的达县。在山谷中他们正行走着，突然前面窜出四五个彪形大汉，手持大刀拦路抢劫。韩百诚、周国淦眼疾手快地拔出手枪，刘伯承乘势大声喝道：“我们手里有枪，快放下屠刀!”那几个土匪见来人气势不凡，立即放下大刀叩头求饶。
后来有一天，他们正行走在一座高山密林中时，冷不防在半坡上遇到一只白额吊睛的大老虎来。周参谋连忙掏出手枪，对准了那只凶猛的老虎。刘伯承上前急忙阻拦说：“不要放枪，以免惊动了它。老虎也是怕人的，跟我慢慢绕过去。”随即，刘伯承一行机智地躲过了老虎，登上了渡船。刘伯承长舒一口气幽默地对老虎拱拱手说：“老虎，老虎，多谢了，这回没有帮倒忙。”大伙都放松了紧张的心情大笑起来。
1927年6月中旬，刘伯承等人终于翻山越岭来到了西安。但他们已身无分文，幸而有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的接济，帮他们筹集路费，他们才经郑州最终到达武汉，找到了党组织。
朱德握着刘伯承的手，深沉而又兴奋地说：“伯承同志，你们辛苦啦!你来得太及时了!”
泸州顺庆起义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中共帮助国民党组建左派军队的一次重大行动，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坚持战斗167天，为北伐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时的舆论称泸顺起义“因此而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应不能以成败论也”。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说：“四川的同志表现非常英勇，革命暴动的经验要推向全国去。”萧克讲：泸顺起义的
确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所创造的城市暴动方式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若俄国1905年2月革命是1917年10月革命的预演，那么泸顺起义也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泸顺起义除了让尚在幼年时期的中共尝试了武装斗争及创建新型军队外，还发现了刘伯承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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