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回顾中国共产党光辉历程【精选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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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让我们广大党员认识到了新事物发展之初的艰难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强大生命力。习主席曾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一、我党发展史上的艰难时期

（一）黑暗统治下应运而生。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中国先进分子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从1920年初开始，中国先进分子从各方面展开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从建立地方组织开始的。最早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为了摆脱反动当局的迫害，陈独秀决定离京赴沪，李大钊在护送他去天津乘船的途中，二人交换了建党的意见，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展开建党的准备工作。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等在山东；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都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或开始建党活动。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包惠僧受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来自7个地方，代表着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列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各地党组织的报告，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决议。7月30日晚，会议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

中共一大在代表少、局势乱的背景下召开，但它的成功预示着一个伟大的政党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二）关乎生死存亡的遵义会议。1934年11月，在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付出了空前惨痛的代价，由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２、红６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１月７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４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

（三）抗日战争中反清剿斗争。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是中国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时期，也是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由上升转入下降的时期，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局面。日本为了把中国作为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基地，妄图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于是集中主力部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对沦陷区残酷地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

在华北，日军把1938年底在华北推行的“治安肃正运动”扩展为凶狠毒辣的“治安强化运动”，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从1941年春到1942年底，日军在华北连续五次推行以“反共”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口号的“治安强化运动”，把整个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淮治安区”(即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然后对这三种不同的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在敌占区，日军以“清乡”为主，普遍建立汉奸政权，强化保甲制度，镇压人民的反日运动，进行奴化教育和政治欺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游击区，日军推行“蚕食”政策，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和岗楼，制造“无人区”，以防止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活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以“扫荡”为主，实行极其野蛮残忍的“三光”政策。

在人民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处于下降阶段。从1941年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兵力由50万减少到40万，干部损失很多；根据地面积缩小了1/6，人口也从1亿降到5千万；生产遭到破坏，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发生极大困难，没有任何外援。这时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没有菜，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伤病员没有医药，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境地。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宣称：华北的共产党军队败局已定。

针对敌人进攻的新形势，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确定了敌后军民对敌斗争的方针是：坚持长期的、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时机。终于在1945年迎来了战略反击，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此后，全国上下进行了红卫兵运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青年学生到全国各地去“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根据毛泽东1986年12月25日在一次会议上的谈话内容，提出198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从北京回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4日、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夺权。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一月革命”。毛泽东支持了这一夺权事件，肯定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把它看作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这样的严重局势，引起了新中国开国元勋们的担心和忧虑。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和在2月11、16日周恩来主持的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严正的斗争。毛泽东对于批评“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于2月18日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叶群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对提意见的老同志进行围攻和批判，周恩来也受到责难。同时，他们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被压下去之后，无政府主义的狂潮更加高潮。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把1936年薄一波等人经刘少奇请示中央批准决定出狱一事，错定为“自首叛变”，并说这是一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的所谓“叛徒集团”。这样，全国刮起了“揪叛徒”的恶风，矛头直指刘少奇，诬蔑他是“叛徒集团的头子”。

7月18日在中南海组织召开“批判刘少奇大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判，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7、8月间，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煽动组织“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

从1967年1月上海夺权起，至1968年9月初止，经历了20个月错综复杂的斗争，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勉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当时，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夺权斗争”和全面内战，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给全国各族人民造成了空前灾难。

二、我党发展史上的辉煌时刻

（一）抗战得胜利举国齐欢。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续向胜利的方向发展，盟军在欧洲取得了彻底战胜德意法西斯的巨大胜利。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

在中国战场上，坚持在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导方针，从5月12日开始，向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中国的抗日战争随即进入全面反攻阶段。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解放区“军民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诚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受降及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并命令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深入东北。在党中央的指挥下，根据地军民纷纷出击，在各战场上向敌伪军举行了全面大反攻。

在苏联红军及英美盟军的打击下，在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下，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苏、美、英、中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告无条件投降。16日，日军大本营在下达“停止战斗行为”的命令同时，又命令日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自卫可以采取战斗行为”。由于日军宣布投降又不放下武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反攻作战仍继续进行。9月2日，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胜利结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对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新中国成立华夏同庆。1949年4月21日，也就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在第四野战军严密监视帝国主义动向的情况下，第二、第三野战军于21日凌晨，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权——中华民国的彻底覆灭。5月3日解放杭州。27日攻占上海。第四野战军于5月14日，在武汉以东的团风、武穴间200余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16、17两日，解放华中重镇武汉三镇。与此同时，华北各兵团于4月20日攻克太原。第一野战军于5月20日解放西安。接着，各路野战军分别向西北、西南、东南、中南等地进军，用战斗和和平两种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8月4日和平解放长沙。17日解放福州。26日解放兰州。9月19日和平解放绥远。25日和平解放新疆。到9月底，全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

10月1日，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其他各阶级的政党都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能建立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可以预料，建国以后的漫长历史还将进一步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三）改革开放春潮滚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开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围绕工作重点转移这个主题，讨论决定了一系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策略。

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承包给各家农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在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试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体制，疏理流通渠道、搞活流通体制，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向广东省委领导人提出了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

三、从苦难辉煌的历史中感受党的伟大

习主席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一）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注重在思想上建党。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党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比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等等，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注重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习主席在“七一”讲话中，要求全体党员、干部都要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咬定青山不放松，真正做到坚定不移、矢志不渝。

（二）我们党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注重培养和使用人才。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我们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党坚持这个崇高原则，为一切忠于人民、扎根人民、奉献人民的人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我们党坚持以宽阔的视野、高尚的境界、宏大的气魄，广开进贤之路，在革命斗争时期广泛吸纳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十七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材，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

习主席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把各方面优秀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要坚持凭实绩使用干部，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让所有优秀干部都能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习主席在讲话中要求，全党同志和全社会都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牢固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敢为事业用人才，让各类人才都拥有广阔的创业平台、发展空间，使每个人都成为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有用之才，特别是要抓紧培养造就青年英才，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三）我们党坚持贯彻群众路线，注重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党的科学的领导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动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我们党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战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

习主席在“七一”讲话中提醒全党同志“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要求全党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四）我们党坚持对腐败的“零容忍”，注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提起腐败，很多人都会在脑海中迅速掠过几个贪官的丑陋嘴脸，可能还会记起那令人瞠目的贪腐数字。对腐败的种种形式，比如贪污贿赂、索贿受贿、挪用公款、买官卖官等等，也并不陌生。腐败，在民众眼里已如“过街之鼠”。我党在反腐败工作上一直保持高压态势，每年都有不少官员因贪腐落马，锒铛入狱。

1952年，刚刚在废墟中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阻止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2月10日在保定东关大教场，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面对2万多与会群众宣布：“奉中央人民政府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两个昔日屡建战功的“红小鬼”，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却因贪污倒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枪口下。“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新中国反腐第一案两声枪响，举世震惊，举国震撼，广大人民群众无不为之拍手称快！

（五）我们党坚持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注重保持蓬勃生机和活力。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活跃力量。习主席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强调，青年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这既是历史的生动写照、现实的深切呼唤，也是对祖国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殷切期待。

我们党的伟大征程，就是一部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的“青春之歌”。13位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刘胡兰、雷锋、张海迪、李向群等一批批年轻优秀党员前赴后继，为鲜红的党旗添光增彩；一代又一代从青年时期就追随马克思主义并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党人，让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今天，8000多万党员中35岁以下年轻人有近1/4，呈现着党的事业对青年一代强烈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赢得青年，就是赢得未来。毛泽东把青年生动地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发挥青年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作用，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党的伟大事业才有了继往开来的辉煌。只有党的队伍里始终洋溢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精神的青春激情，党的肌体里始终流淌着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锐意改革、大胆创新的青春血液，我们伟大的事业才能永葆生机活力，我们伟大的祖国才能更加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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