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white-space-collapsing:preserve;}.b2{margin:1.4569445in1.0236111in1.3777778in1.1020833in;}.s1{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两个确立”专题党课讲稿：“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五重意蕴（精选文档）,供大家参考。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出发，深刻阐释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概括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凝练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从而支撑起“两个确立”这一重大政治命题。
一、理论意蕴：“两个确立”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理论上的清醒是政治坚定的前提。只有从理论上深入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才能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增强践行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时势造英雄，这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在承认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个人特别是领袖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历史地看，人民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需要政治领袖引领的。因而，“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领袖人物在凝聚群众、组织领导、领航定向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重要条件。
确立和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威，就必须确立和维护党的领袖的权威，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无产阶级同机器大工业相联系，是最先进的阶级，承担着人类解放的使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事业，这样的事业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政党也离不开政治领袖来统揽全局，领航掌舵。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革命胜利后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马克思恩格斯都对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进行过深刻总结。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革命胜利后组织新政权、维护新政权、建设新政权都需要权威。恩格斯则指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他强调，“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以列宁为政治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在共产党执政后，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更要重视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他认为必须牢固树立工人阶级的领袖权威和政党形象，坚决反对一切不利于党的团结统一的党内派别活动，指出“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容许的”。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可以没有领袖。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灵魂，是“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列宁凭着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和强大影响力，亲自制定了武装起义的计划，亲临一线指挥，才有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才有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同志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出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同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才“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才“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实际组织经验”。无产阶级领袖既是实践家，也是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南。列宁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创立了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因而，这一科学理论到了中国，就要实现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⑨党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开辟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推进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党的独创性经验作出理论概括，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功开创、坚持、捍卫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道路方向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任务问题、“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主体力量问题，提出了许多原创性思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坚强的领导核心、科学的理论指导至关重要。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9500多万党员的大党、有着56个民族和14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党中央没有核心、全党没有核心，那是不可想象的，是很容易搞散的，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党中央有核心、全党有核心，党才有力量。
二、历史意蕴：“两个确立”体现党的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结晶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党从事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没有前人提供的蓝本可以遵循。唯有向实践学习，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才能推动事业前进。“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为深厚的依据，在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之中。
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党的事业屡遭挫折和失败，先后犯了一次右倾错误和三次“左”倾错误，与我们党没有形成过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指导是有直接关系的。邓小平曾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⑩党没有自己的核心、没有自己的理论，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逐渐成为党中央实际的领导核心。党有了自己的核心，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但是，全党真正认识到维护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大意义，并成为自觉行动，还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先后遭遇了两次大的挑战。一次是长征路上，张国焘另立“中央”，公开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使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危险。在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斗争中，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二是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1937年王明回国后，否定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不经中央同意就擅自发表一些包含错误观点的宣言和声明，公然挑战中央权威，使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在1938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要“以毛泽东为首”的重要指示，明确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领导地位。此后，经过延安整风，从中央领导层到全党都“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中国革命也开始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党的主席，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统一，为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历史表明，党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推动中华民族站起来具有决定性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面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的局面，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表明，党确立邓小平同志的核心地位，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大国崛起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内外因素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面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我们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都更加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党中央，都更加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习近平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鲜明指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党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全党的核心、党中央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必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回顾百年党史，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党、一个国家，没有集中统一，没有党中央坚强领导，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是不行的、不可想象的。”“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是一般问题和个人的事，而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是党性，是大局，关系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
三、实践意蕴：“两个确立”承载着新时代党的新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和理论指引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强调一定要以实践而不是以书本作为认识社会主义的标准。他说：“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实践，是党的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两个确立”，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取得的显著成就作为最直接的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以我将无我的历史担当精神应对风险挑战、进行伟大斗争、破解发展难题、增进人民福祉，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党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有机结合起来，深入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方向，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时代特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要求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淡化、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全党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进行审视，厚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基础；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描绘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图景；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突出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出了推动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安排，就是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经过持续努力，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实现，我们开启了实现第二个奋斗目标新征程，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迈进。制度强则国家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还包括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了推进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方向，描绘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九个方面的远景目标，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基本特征：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明确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打铁必须自身硬”。党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持打虎、拍蝇、猎狐，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带领我们党科学把握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效地化解了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网络、外交等领域的众多风险挑战。在中美贸易摩擦、钓鱼岛主权争议、中印边境冲突、台湾主权和权益的维护以及涉港、涉台、涉疆、涉藏、人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战略主动。特别是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洪涝灾害多地发生，经济发展倍受冲击，外部环境风高浪急，在这样的一个危难的关键的重大关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准确研判，精心部署，用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航向。
四、制度意蕴：“两个确立”凝结着党的制度建设的艰辛探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党历来注重制度建设。“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邓小平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确立和维护核心，是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领导制度和组织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这项制度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有机结合起来，是科学合理又有效率的制度。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民主是形成全党意志、作出党的决策的必要程序，集中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制定和贯彻执行的必须程序。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必然要通过党的领袖来具体实现。领袖的权威，是按照民主集中制法定程序产生的权威，是严格依照民主集中制维护的权威，是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权威，是带头遵循党章党规的权威。因此，确立和维护核心，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确立和维护党的核心要有相应的制度保证，这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必然结论。遵义会议后，虽然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核心地位，由于没有相应的制度维护，才经历了来自张国焘、王明的挑战。党在纠正这些错误的过程中，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018“各政治局委员未得到中央政治局之委任，个人不得用中央政治局名义或全党名义发表对内对外的言论文件”。1943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确定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为主席制，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规定中央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并决定毛泽东为书记处主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1948年1月党开始建立和完善党内报告制度，以确保中央的统一领导。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明确规定：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必须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强调，“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在党内不容许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的行为，不容许有分裂党、进行小组织活动、向党闹独立性、把个人放在党的集体之上的行为”。
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全党服从中央，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首要条件，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有一套制度和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十分重视以科学的制度安排保证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落到实处。
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确立习近平同志核心地位的同时，在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此后，维护习近平同志核心地位的要求又载入党章，载入相关的党内法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制度性安排，坚持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稳固“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健全落实民主集中制的体制机制，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作用，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健全党的政治监督体制机制，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推动维护习近平同志核心地位和党中央权威具体化、制度化、规范化。近年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每年专门听取各国家机关党组、全国政协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已经成为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
确立党的指导思想，要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为保证。党在历史上确立了以党章确立和保障党的指导思想的制度安排。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1997年党的十五大党章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党章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12年党的十八大党章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17年，党的十九大党章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落实机制、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体制机制、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具体制度安排，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体系，用制度保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面贯彻落实。
制度强则国家强。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崛起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治理体系、强有力的领导和强有力的思想引领。“两个确立”的制度安排，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五、文化意蕴：“两个确立”凝结着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中华民族治国理政智慧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区间的差异很大，这样的国家必须要有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领导。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就废除了西周以来的分封制，改变了诸国林立、战乱不已的局面，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实行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形成“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格局。这就开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地方分权的政治文化传统。福山认为，“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尤其是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人格化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它在很多方面为欧洲几乎一千年后的历程树立了先例。”秦朝以来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统一时期大于2/3，分裂时期不到1/3。分裂的原因，无非就是地方做大和内生分裂，而中央集权是遏制地方做大和内生分裂的最有力武器。我国发展历史证明，中央集权强大，中国就要统一稳定；中央集权衰落，中国就陷入分裂和战乱。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先后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但没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没能改变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直到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才把56个民族团结起来，把几亿人民凝聚起来，在真正实现了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才使中华民族形成一个完整的命运共同体。经过长期奋斗，我们迎来了由衰落到再度兴盛的光明前景。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处于中国政治架构的顶端和政治运行的枢纽，是中国政治方向的引领者、政治体制的统领者、重大决策的决断者、国家治理的领导者。大党治理大国，大国走向强国，今后一个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坚持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都更加需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都更加需要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这是保证全党团结统一、步调一致，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同我国优秀历史文化和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是融通的。毛泽东同志十分注重中国文化传承，他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的最新成果。
总之，不论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史，都充分表明，中央政权坚强有力，国家才能富强、安宁、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两个确立”，符合人民利益，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得到了人民广泛拥护，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探索实践中得出来的宝贵经验。
